山区教师上） 被遗忘的战争（删改版-空山微语
上） 被遗忘的战争（删改版-空山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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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几年前的旧文。翻出来，当然跟川普和三胖互怼有关。不过说实话，他俩要是打起来，比中印再战还难以想象。而后者基本上已经是无法想象了。
无法想象不等于不会发生柏安妮三级，最不可想象的说不定还最先发生。但无论如何，有老大谋之，不劳小民操心。即便是从探究历史，跟写《亚细亚的孤儿》类似，写完这篇文章，我对寒战的兴趣就几乎消磨殆尽了。
之所以重发，也跟《亚细亚的孤儿》类似，是希望通过某个具体的事例，说明错误的实证（事实）与错误的逻辑是如何纠缠出错误认知的DNA双螺旋结构的。
而错误的认知方式可能造成的，显然不仅仅是错误的认知。
* * ** *
6月25日是寒战爆发纪念日，忽然觉得应该写点什么。
巧的是，寒国总统此时正在访华。虽然她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她老爸却是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死对头。历史就是这样的无厘头。
写得仓促，水平更仓促，有兴趣的朋友凑合看吧。
寒战纪念园（华盛顿）
63年前的今天，寒战爆发。
在米国，据说这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它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比米国人的记性更好。因为，即使他们真的忘了，他们所遗忘的，与我们所牢记的，大概也是有着截然相反的原因与结果的两场不同的战争。就算是某些我们耳熟能详、深信不疑的细节，在他们看来，却有如天方夜谭。
比如，寒战中有两位我的老乡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英雄：一位用胸口堵枪眼，一位燃烧弹加身不动窝。他们可歌可泣的壮举曾经感动、激励了无数国人。但似乎从没有人问过：胸口挡得住能射穿10mm钢板的机枪吗（即便只是挡住射手的视线）？烈火之中，人真的能凭意志一动不动吗？
当然，我也从没质疑过。甚至在看到别人的质疑后（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维基百科相关条目），我在感情上仍然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无非是小概率事件。不过有件事我倒真是怀疑过，并且觉得即便是真的，概率也应该是零，即：是南寒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事前他们处心积虑、精心准备；事后，他们三天就丢了汉城。
这是我第一次对被灌输的寒战历史感到迷惑。从此，也就有意无意地留意起来省一点返利网。
开始，当然多是一些细节。但渐渐地我发现，细节太多了，多得无从考证。比如，堵枪眼堵的是哪种型号的机枪？被火烧的身上有没有背爆破筒？这是关于正史，还有野史，比如我在河北山里的“大哥”就曾告诉过我，他父亲从战场上带回了两个北寒老婆，藏在大桶里，火车过鸭绿江大桥时被检查人员连人带桶踹到了江里。
后来，等我对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有了更多的思考之后，我又觉得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无论是英雄——比如彭大将军，还是“狗熊”——比如归国的战俘，还是本着民族情绪踊跃支持的民众或者按照“经济规律”囤积居奇的商人，甚至我这样战争结束时还不知道在哪的、看三国拍桌子替古人担忧的人，慷慨激昂也好，痛心疾首也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伟大领袖”的玩偶。而细节就是“逗”玩偶的鸡零狗碎。有功夫关心鸡零狗碎，还不如来碗蛋炒饭呢。
所以，本文主要关注有关因果的问题，并以此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敬意：老话说“死诸葛能走活仲达”，但比起“伟大领袖”实在是弱爆了。
关于“因”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发动了寒战？
米国说：是北寒和中国发动了寒战。中国说：是南寒和米国发动了寒战；不仅如此，米国还想将战火引入中国。
前苏联解体后公开的秘密文件显示：是北寒的“金太阳一世”一直要求进攻南寒，以期成为第二个中国；1950年4月官道医途，“世界革命人民的父亲”召“金太阳一世”到莫斯科秘谈西渡口，同意了他的计划；1950年5月，“金太阳一世”到北京向“伟大领袖”通报情况。“伟大领袖”与“父亲”协商后也表示同意，并决定一旦米国介入，将派中国军队支援北寒。
事实上，中国对北寒的军事援助早就开始了。北寒的主力就是来自东北野战军的三个棒子师。否则，凭“金太阳一世”这个远东俄军的营团级干部哪有本事在63年前的6月25号悍然发起对南寒的进攻。表面看这是两边的棒子自相残杀，深了看这可是挑战作为二战胜利果实的国际秩序——我国领导最近就是这么敲打日本的。北寒的挑战虽然算不上最严重——最严重的是中国的内战，但按陆地面积计算，比日本侵占钓鱼岛还是要严重至少一万五千倍。
以上是关于寒战起因的几种看法和一些背景资料。虽然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总归是各说各话。我就不再废话了。投票表决的话，中、米、俄1：2。鉴于当时大陆还不是联合国成员，更不用说否决权了，所以联合国决定：中国站在了侵略者的一边。
但联合国决议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米国是否有利用寒战入侵中国的计划青钢吧？
这虽然跟寒战的起因似乎没什么关系，但跟中国参战的合法性关系巨大。因为，如果中国真的事先对寒战并不知情，再忽略那三个棒子师，那么不管战争是谁发动的，如果米国有借机进攻中国的打算，中国当然有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就像米国现在经常做的一样。而即便俄国人说的是事实：中国早就知道并且承诺参战，承诺跟实际也是两码事。俄国人不就先说支援后来又自食其言，把“伟大领袖”给耍了吗？焉知“伟大领袖”不也是跟“父亲”耍着玩儿呢？虽然这更像是嘬死。事实上，在两人的交往中，除了在过长江一事上，“伟大领袖”摆了“父亲”一道之外，从“西安事变”到寒战，包括中间访问莫斯科被“软禁”——每天只能吃饭、拉屎、睡觉，貌似“伟大领袖”基本上都是被耍的，中国人民跟在后面更是晕头转向。但不管怎样，“伟大领袖”说了，“抗米援朝”是“保家卫国”，言下之意是米国人先打我们的。难道不是吗？报纸广播里不是说米国的炸弹已经扔到鸭绿江的西边了吗？
虽然我们的宣传常常不靠谱，但这件事我绝对相信。我不太相信的是我们还说米国人使用了细菌武器，虽然以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为首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调查后也持同样的结论。
我不相信并不是因为李约瑟由于此项调查在严谨的英国学术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因此声誉大跌。也不是因为米国人提出了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确实没有用。如果他们确实没用的话，让他们提出证据还真有点难为他们。因为，要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常常比证明一个存在的东西不存在还难。也许是出于同样的想法，面对指控的米国当时建议由第三方——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随后，国际红十字会四次致函中国政府，得到的回应只是中国报纸的谩骂。中国政府的这种反应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抵债小新娘，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国际红十字会一定是受米国政府操纵的。不死心的米国又在联合国提案要求红十字会调查。结果是10票赞成，俄国1票否决。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最近的一次投票，以及今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消息：三胖准备绑架美美以解决财政困难。
消息虽然只是调侃，毕竟牵扯到了相关的各个方面。而在有关方面的口水战中，细菌战一事遂成寒战这一大无头公案中的一个小无头公案。这个小无头公案近年来的最新进展有二：一是有报道说发现了当年米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命令在寒战中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二是也有消息说俄国解密的档案显示细菌战指控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谁是谁非，说实话，也许等到俄国档案彻底解密的那一天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两者可能都是真的。
但如果把中国政府的指控先放在一边，只考虑北寒政府的指控：米国在北寒散布细菌800多次，范围达40多个郡，那米国人不就是傻子吗？在一个整天你来我往的弹丸之地，这么做跟直接往自己头上扔炸弹有多大区别呢？
所以，我倾向于持怀疑态度。由此，我又对李约瑟产生了好奇。
据维基百科介绍：李约瑟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学。1924年李约瑟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Dorothy Moyle Needham，中文名李大斐。1896年9月22日－1987年12月22日）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胚胎生化学家，并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31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
这样一个典型的英国学术界精英，怎么会趟细菌战这滩浑水呢？
一个偶然的几会，我在英国的一家图书馆读到了一本大陆的学术刊物，上面是这么介绍的（抱歉，刊物名称记不住了）：当年，（在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同时）中国政府自行组织了一个国际调查团，但苦于找不到具有国际声誉的西方科学家担纲。最终，由中科院院长史大赖以开放中国博物馆全部藏品供李约瑟写作《中国科技史》研究之用为条件，邀请其参加。最初，李约瑟只答应担任协调工作。但工作开始后，李约瑟发现他的同事们（似乎主要来自东欧国家）水平欠佳，只得亲自担纲，完成了有关的调查报告。
可李约瑟一个生化学家，为什么对中国科技史和中国这么感兴趣呢？
据说，是因为爱情。1937年，一位年轻貌美的中国女生——鲁桂珍——来到了李约瑟的实验室。他们不仅发生了师生恋、异国恋和婚外恋倒装壶，鲁桂珍这位药剂师的女儿还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了很大的心灵震动。自此，李约瑟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学习汉语，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的妻子原谅、容忍了这段感情，还把自己的名字 Dorothy 改译为中国化的 “大斐”（李大斐）。1987年，李大斐去世。1989年李约瑟与鲁桂珍结婚，他说：迟来总比不来要好。1991年，鲁桂珍去世。
这真是一段超过了半个世纪的、令人无比感动的三角恋。以至于我去年十月来悉尼后做的第一件正经事，就是给澳洲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信，要求前去拜访。这位教授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研究中国历史的顶级学者，还是李约瑟的学生和朋友。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能见到他，除了学术问题，也要问问李约瑟的八卦。
邮件发出不到24小时，教授就写来了长长的回信。他在信中抱歉地表示：他已经于几年前退休，并回到了英国，跟七个孙儿一起住在牛津附近的乡下。在与中国历史打了五十年交道后，如今他已不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转而研究十七世纪的植物学。其中要用到很多拉丁文，那正是他中学时代曾经努力钻研过的。
看完回信，我一方面很是失望，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失望当然是因为我无法在澳洲见到他了，这可是我盼望了很长时间的。当面请教跟发邮件感觉完全不一样；况且，还有八卦的事儿呢。但既然我这么想见他，直接去英国不就结了？这说来简单。可一想起英国，我就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跟日新月异的中国不同，英国是个一百年都不会变的地方。我回去了，校园里白天鹅、黄水仙依旧，但带我逛酒吧的金发碧眼的女同学们都不见了，那得多伤感。好在，我的老师还在，想必每次讨论时我坐的那个小沙发应该也还在，而沙发对面窗外的那棵大橡树更应该还在。
喜悦是因为得知老先生已经不搞中国历史了。我一个中国人，业余研究了几年中国历史后，都被熏得喘不过气来。一个英国人，居然研究了五十年，这简直就是活着的白求恩啊。现在，他终于可以远离陈腐的中国历史，在风景如画的英格兰南部乡村含饴弄孙，顺便重拾少年时的旧梦，我怎么能不为他感到高兴呢？又怎么能忍心去打扰他呢？
不过老先生还是蛮体谅我的，把他最后的一位博士生介绍给了我。后者约我在悉尼著名的邦代海滩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前一阵有个悉尼的朋友全家去夏威夷度假，发朋友圈说真心觉得不如邦代）。见面之前，我就确定他应该是犹太人，因为他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希伯来大学。果然，我见到了一位典型的犹太人，有着爱因斯坦式的大鼻子。不过，他一张嘴就是虽然不甚连贯却有儿化音的汉语：“我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儿。”他说：“我现在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之后，对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他的研究方向，我很理解，谁让他是个以色列的犹太人呢。但我的兴趣基本只在花花草草、自由自在。我对他说：“首先，我觉得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也许还没成超级大国，中国的环境就先崩溃了。”然后，我又说：“当然，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我很担心，不仅对于全世界，甚至对于中国人，这都不是一件好事。”
在中国，我这么说，八成要被人骂“汉奸”了。根据“汉奸”一词的原意，我觉得倒是沾点边。据百度百科介绍：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中有“汉奸”一词。“汉奸”一词源于清朝初年，其原意与如今使用方式相差甚大。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这个意义下的“汉奸”，指的是汉族奸细，其所损者乃满族统治利益，相对汉人来说是褒义词。据说，第一批“汉奸”被押送刑场的时候，高唱：人人都来当汉奸，还我大汉好河山。后来，一部分汉人留了辫子，当上了奴才，就骂其他汉人为“汉奸”了。如果是按“汉奸”现在的意思：通敌、卖国，那就惭愧了，我实在是不够资格。
但无论是不是“汉奸”，或者是哪种“汉奸”，我这么说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首先，为了简洁，我将环境定义为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广义概念。有谁敢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医疗要了中老年的命，房价要了青年人的命，教育要了青少年的命，污染要了所有人的命？这离超级大国还远着呢。真要是一条路走到黑，谁能保证环境不会先崩溃，并且殃及全世界？其实，现在就已经殃及世界了。比如，最近几年悉尼的房价飞涨，中国人就功不可没。看房的人群常常以中国人为主（其中也包括我），而且往往出手大方（这里没有我），令西人望房兴叹。再比如教育，澳洲也有类似于国内重点中学的精英中学，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但传统上澳洲的家长都比较顺其自然，喜欢学习的就考，不喜欢学习的就上普通学校。孩子更是乐得轻松，普通学校的也不羡慕精英学校的，甚至有点鄙视他们。这样，倒也形成了自然和谐的教育生态。但中国人就不行了，完全是国内重点中学、好大学、体面工作那一套，华人聚居区满是补习班的广告，结果就是澳洲的精英中学都快被华人占领了。有一次我开车出门，路过悉尼排名第三的精英中学，一班学生正走出来。从后面望过去，清一色的黑脑袋，只有领队老师是黄头发。长此以往，我真担心澳洲的教育会扛不住冲击，变成一个四不像。另外，奶粉也是一个例子。虽然这只是个小东西，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我们生产落后、制度落后和资源紧缺的现实。听见香港限购的时候，我觉得讽刺：辛辛苦苦给香港同胞做的爱国教育遗忘传说，这一下得打多少折扣呀？！后来听见英国限购，我偷着乐：小样儿，扛不住了吧？毕竟太小，你看澳洲就没事。等听说澳洲也限购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实在是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那完全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呀！限购事小，可自由贸易事大。一个小小的奶粉，居然就逼得半个西方世界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当年中国人禁烟的时候，他们可是发动鸦片战争来打我们，逼迫我们开放贸易的。我们现在是否也该考虑发动一场奶粉战争，一方面为祖国的花朵抢粮食，另一方面惩罚一下西方，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呢？
当然，我们不会这么做。不是因为没能力（虽然当前我们确实是没这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爱好和平。但如果我们突破了所有的环境制约，真的成了超级大国，有能力了，谁能保证我们会继续热爱和平呢？米国人不也说自己热爱和平，但在我们看来还不是想打谁就打谁？而他们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到民众的制约，而民众又比较宽容，利益多元化。反观中国，连自己人之间都没有多少宽容，如果仍然秉持现有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思想观念不变，并且成了米国第二、世界第一，即便没有奶粉问题，也会有无数别的事情引发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真要这样，当然不是世界人民之福，也未必就是中国人民之福。
但愿，这一切只是我杞人忧天。就像澳洲的奶粉，虽有限购之名，却无限购之实。前一阵我给一个朋友寄了六罐，这次回家又给另一个朋友带了12罐。如果还有谁想要，赶快往我账户里打钱。
广告播完了，接着说细菌战。
虽然如中国、北寒所指控的大规模细菌战不太可能，但米国人利用寒战进行细菌武器实验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想想看，他们连A蛋都敢仍，这种事应该自然更不在话下。真是这样的话，哪怕只是小规模的，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邪恶。
有多巨大呢？我想应该比枪炮巨大，虽然我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我确定没有A蛋巨大，因为即便按我们自己的统计，寒战中我方死于细菌武器的人也比起死于枪炮的人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更不能跟死于A蛋的人数相提并论了。
写到这，一方面我的内心非常的不安；另一方面武士高校，我意识到其实战争本身比任何武器都更残忍、更邪恶，更应该被谴责。
但为什么中国人并不觉得米国打日本残忍，绝大多数甚至还认为日本挨A蛋是罪有应得呢？我想，除了私仇之外，中国人一定还服膺一条公理：挑起侵略战争的人是最应该被谴责的。
那么，米国是否有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的计划呢？对我来说，最初的答案来自我们自己的宣传。
直到今天，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书籍还一直以嘲笑的口吻谈到以下的史实：1950年11月24日（中国参战整一个月，“蛋炒饭”事件前一天），山区教师米军兼联合国军司令马瑟将军表示他将发动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并保证“小伙子们可以回家过圣诞”。但在我军的突然打击之下，他的保证转瞬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狂言和笑话。
不知道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书籍在嘲笑敌人的同时，是否发觉这也有打自己嘴巴的嫌疑？因为，狂言也好，笑话也罢，不都表明米国当时并没有进攻中国的打算吗？
当然，打了败仗之后马瑟将军就改主意了，希望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要求取消对空袭行动限制，取消对台湾的党国的行动限制（看来第七舰队不仅是保卫党国），甚至还要求往中国扔A蛋。但这都是后话，而且都被他的领导给否决了。以至于在轰炸鸭绿江大桥时，据说都只能炸离中国远的那一半。
这听起来不像真的，不过十几年前我拿着一家米国公司的工资到丹东一家日本公司出差时，看到大桥剩下的那一半确实是在中国这边，我还上去拍照留念。
鸭绿江断桥（日本人建造）
桀骜不驯的马瑟将军哪受得了这种窝囊气，直接叫板领导。谁知他的领导也是条汉子（Truman），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把他这位一战老兵、二战上将、抗日英雄给解职了。当马瑟将军跟全世界的人一样从广播里听到这一消息时，觉得这是领导在羞辱自己，极为愤怒。可与他的对手——彭大将军——后来的遭遇相比茶树网，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更何况在回国后，马瑟将军还得到了米国人民长达数月的英雄般的欢迎——虽然打了败仗、犯了错误、丢了官职，可他毕竟还是英雄，曾经为国效力沙场。
1951年4月19日，马瑟将军在国会作证演讲，继续叫板领导，主张将战事延伸到中国本土；同时，还留下了那句令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国人）感动的名言：老兵永远不死，他只是悄然隐去。
确实，老兵永远不死，他只是悄然隐去。几年后，彭大将军也跟领导意见不合，开会时要求操领导二十天娘以报当年被领导操娘四十天之恩，火爆了一把。但最终还是悄然隐去，甚至连真名都隐去了，改叫“王川”（亡于四川？）。在永远隐去之前，据说失去自由并饱受癌痛折磨的他想弄出点声响，要求卫兵给他一枪，但终于没有得到满足。当时，不知他是否在想，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年死在井冈山。
当年，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彭大将军和“伟大领袖”约定，前者带一小部分人马在井冈山上驻守诱敌，后者带大队人马转移外线，然后里应外合。但“伟大领袖”黄鹤一去就不复返，彭大将军孤军被困井冈山，最后靠手脚并用才侥幸逃脱。此事详见彭大将军自述。
都是得罪了领导，两位老兵的命运却天差地别，这反映出中米两国虽然同在一个地球，但其实是两个世界。中国是啥样大家都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米国虽然也这样，但米国最大的官不是人，而是议会、宪法和上帝。所以，任何一个人，想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是很难的，想拥有绝对的权力更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想要非法剥夺一个普通人的合法权力也不容易，更不用说像马瑟将军这样的人了。虽然被解职，马瑟将军还是受到人民的拥戴，还可以在国会发表演说，并引起了政府内外的震撼，导致了长达7周的大辩论。此后，总统不得不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到国会作证，以否定马瑟将军的主张。布莱德雷说：“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反对将战事从韩国扩大到包括赤色中国。对赤色中国进行所谓有限度战争会增加我们所冒的风险，会将我们的力量耗费在一个并非战略要津的地区。赤色中国并非寻求主宰世界的那个强大国家（指俄国），坦白地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观点来看，这个策略（指将战事从南寒扩大到包括中国本土）会让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人口诅咒，与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with the wrong enemy.）”
注意：他用的是“would”，这是假设语气，代表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他谈的绝不是当时中国已经参加的寒战。
所以，这不仅说明，与我们的宣传相反，米国始终没有利用寒战入侵中国的计划；还说明，多年以来我们的宣传告诉我们的所谓米国人后悔参与寒战，说那是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不过是我们自欺欺人。
当然，不管米国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中国都有权根据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郭文韬哪怕是误判，也属正常。米国打萨达姆不也号称是误判。而且，我还认为中国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以或明或暗的各种方式把军队派遣到别国的土地上作战。比如，当年印尼残酷迫害华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出兵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樊志起，而不是仅仅呼吁华侨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还应该同时认为：在打败了日本，拯救了中国之后，米国人就无权再到别国的领土上打仗了呢？ 而如果这个国家恰好是中国的邻国，它就是要侵略我们了呢？
如果我们真这样认识问题话，米国人会不会反过来用我们批评他们的话批评我们，说我们双重标准呢？
* ** * *
后记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三件事：
1．寒战是谁挑起的？
2．米国是否有通过寒战进攻中国的计划？
3．米国是否在寒战中使用了细菌武器？
虽然对上述问题还没有最终的、确定的答案，但根据现有的各种信息，以及比较正常的认知方式，我不得不说，最有可能的答案都与我从小所受的“教育”相反。
不过我以为，答案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结果”；这也是《被遗忘的战争（下）》的主要内容。可惜，《（下）》当年就发不出来。这次，我准备改改，希望能发，但也不确定。所以，先简单说几句，以防……
就战争本身而言，非常令人无语，双方你来我往，鏖战三年，死伤百万，最后几乎又回到原点（有人说北方比战前损失了一点土地，不过后来又从中国找补回半个天池），这是为什么呢？
而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场战争的意义似乎就很明显了；注意，我说的是似乎红焖大虾。
而看完上述对比，再看华盛顿的寒战纪念园，也许就比较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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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旧文。翻出来，当然跟川普和三胖互怼有关。不过说实话，他俩要是打起来，比中印再战还难以想象。而后者基本上已经是无法想象了。
无法想象不等于不会发生柏安妮三级，最不可想象的说不定还最先发生。但无论如何，有老大谋之，不劳小民操心。即便是从探究历史，跟写《亚细亚的孤儿》类似，写完这篇文章，我对寒战的兴趣就几乎消磨殆尽了。
之所以重发，也跟《亚细亚的孤儿》类似，是希望通过某个具体的事例，说明错误的实证（事实）与错误的逻辑是如何纠缠出错误认知的DNA双螺旋结构的。
而错误的认知方式可能造成的，显然不仅仅是错误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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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是寒战爆发纪念日，忽然觉得应该写点什么。
巧的是，寒国总统此时正在访华。虽然她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她老爸却是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死对头。历史就是这样的无厘头。
写得仓促，水平更仓促，有兴趣的朋友凑合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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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年前的今天，寒战爆发。
在米国，据说这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它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比米国人的记性更好。因为，即使他们真的忘了，他们所遗忘的，与我们所牢记的，大概也是有着截然相反的原因与结果的两场不同的战争。就算是某些我们耳熟能详、深信不疑的细节，在他们看来，却有如天方夜谭。
比如，寒战中有两位我的老乡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英雄：一位用胸口堵枪眼，一位燃烧弹加身不动窝。他们可歌可泣的壮举曾经感动、激励了无数国人。但似乎从没有人问过：胸口挡得住能射穿10mm钢板的机枪吗（即便只是挡住射手的视线）？烈火之中，人真的能凭意志一动不动吗？
当然，我也从没质疑过。甚至在看到别人的质疑后（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维基百科相关条目），我在感情上仍然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无非是小概率事件。不过有件事我倒真是怀疑过，并且觉得即便是真的，概率也应该是零，即：是南寒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事前他们处心积虑、精心准备；事后，他们三天就丢了汉城。
这是我第一次对被灌输的寒战历史感到迷惑。从此，也就有意无意地留意起来省一点返利网。
开始，当然多是一些细节。但渐渐地我发现，细节太多了，多得无从考证。比如，堵枪眼堵的是哪种型号的机枪？被火烧的身上有没有背爆破筒？这是关于正史，还有野史，比如我在河北山里的“大哥”就曾告诉过我，他父亲从战场上带回了两个北寒老婆，藏在大桶里，火车过鸭绿江大桥时被检查人员连人带桶踹到了江里。
后来，等我对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有了更多的思考之后，我又觉得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无论是英雄——比如彭大将军，还是“狗熊”——比如归国的战俘，还是本着民族情绪踊跃支持的民众或者按照“经济规律”囤积居奇的商人，甚至我这样战争结束时还不知道在哪的、看三国拍桌子替古人担忧的人，慷慨激昂也好，痛心疾首也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伟大领袖”的玩偶。而细节就是“逗”玩偶的鸡零狗碎。有功夫关心鸡零狗碎，还不如来碗蛋炒饭呢。
所以，本文主要关注有关因果的问题，并以此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敬意：老话说“死诸葛能走活仲达”，但比起“伟大领袖”实在是弱爆了。
关于“因”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发动了寒战？
米国说：是北寒和中国发动了寒战。中国说：是南寒和米国发动了寒战；不仅如此，米国还想将战火引入中国。
前苏联解体后公开的秘密文件显示：是北寒的“金太阳一世”一直要求进攻南寒，以期成为第二个中国；1950年4月官道医途，“世界革命人民的父亲”召“金太阳一世”到莫斯科秘谈西渡口，同意了他的计划；1950年5月，“金太阳一世”到北京向“伟大领袖”通报情况。“伟大领袖”与“父亲”协商后也表示同意，并决定一旦米国介入，将派中国军队支援北寒。
事实上，中国对北寒的军事援助早就开始了。北寒的主力就是来自东北野战军的三个棒子师。否则，凭“金太阳一世”这个远东俄军的营团级干部哪有本事在63年前的6月25号悍然发起对南寒的进攻。表面看这是两边的棒子自相残杀，深了看这可是挑战作为二战胜利果实的国际秩序——我国领导最近就是这么敲打日本的。北寒的挑战虽然算不上最严重——最严重的是中国的内战，但按陆地面积计算，比日本侵占钓鱼岛还是要严重至少一万五千倍。
以上是关于寒战起因的几种看法和一些背景资料。虽然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总归是各说各话。我就不再废话了。投票表决的话，中、米、俄1：2。鉴于当时大陆还不是联合国成员，更不用说否决权了，所以联合国决定：中国站在了侵略者的一边。
但联合国决议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米国是否有利用寒战入侵中国的计划青钢吧？
这虽然跟寒战的起因似乎没什么关系，但跟中国参战的合法性关系巨大。因为，如果中国真的事先对寒战并不知情，再忽略那三个棒子师，那么不管战争是谁发动的，如果米国有借机进攻中国的打算，中国当然有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就像米国现在经常做的一样。而即便俄国人说的是事实：中国早就知道并且承诺参战，承诺跟实际也是两码事。俄国人不就先说支援后来又自食其言，把“伟大领袖”给耍了吗？焉知“伟大领袖”不也是跟“父亲”耍着玩儿呢？虽然这更像是嘬死。事实上，在两人的交往中，除了在过长江一事上，“伟大领袖”摆了“父亲”一道之外，从“西安事变”到寒战，包括中间访问莫斯科被“软禁”——每天只能吃饭、拉屎、睡觉，貌似“伟大领袖”基本上都是被耍的，中国人民跟在后面更是晕头转向。但不管怎样，“伟大领袖”说了，“抗米援朝”是“保家卫国”，言下之意是米国人先打我们的。难道不是吗？报纸广播里不是说米国的炸弹已经扔到鸭绿江的西边了吗？
虽然我们的宣传常常不靠谱，但这件事我绝对相信。我不太相信的是我们还说米国人使用了细菌武器，虽然以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为首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调查后也持同样的结论。
我不相信并不是因为李约瑟由于此项调查在严谨的英国学术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因此声誉大跌。也不是因为米国人提出了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确实没有用。如果他们确实没用的话，让他们提出证据还真有点难为他们。因为，要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常常比证明一个存在的东西不存在还难。也许是出于同样的想法，面对指控的米国当时建议由第三方——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随后，国际红十字会四次致函中国政府，得到的回应只是中国报纸的谩骂。中国政府的这种反应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抵债小新娘，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国际红十字会一定是受米国政府操纵的。不死心的米国又在联合国提案要求红十字会调查。结果是10票赞成，俄国1票否决。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最近的一次投票，以及今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消息：三胖准备绑架美美以解决财政困难。
消息虽然只是调侃，毕竟牵扯到了相关的各个方面。而在有关方面的口水战中，细菌战一事遂成寒战这一大无头公案中的一个小无头公案。这个小无头公案近年来的最新进展有二：一是有报道说发现了当年米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命令在寒战中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二是也有消息说俄国解密的档案显示细菌战指控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谁是谁非，说实话，也许等到俄国档案彻底解密的那一天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两者可能都是真的。
但如果把中国政府的指控先放在一边，只考虑北寒政府的指控：米国在北寒散布细菌800多次，范围达40多个郡，那米国人不就是傻子吗？在一个整天你来我往的弹丸之地，这么做跟直接往自己头上扔炸弹有多大区别呢？
所以，我倾向于持怀疑态度。由此，我又对李约瑟产生了好奇。
据维基百科介绍：李约瑟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学。1924年李约瑟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Dorothy Moyle Needham，中文名李大斐。1896年9月22日－1987年12月22日）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胚胎生化学家，并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31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
这样一个典型的英国学术界精英，怎么会趟细菌战这滩浑水呢？
一个偶然的几会，我在英国的一家图书馆读到了一本大陆的学术刊物，上面是这么介绍的（抱歉，刊物名称记不住了）：当年，（在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同时）中国政府自行组织了一个国际调查团，但苦于找不到具有国际声誉的西方科学家担纲。最终，由中科院院长史大赖以开放中国博物馆全部藏品供李约瑟写作《中国科技史》研究之用为条件，邀请其参加。最初，李约瑟只答应担任协调工作。但工作开始后，李约瑟发现他的同事们（似乎主要来自东欧国家）水平欠佳，只得亲自担纲，完成了有关的调查报告。
可李约瑟一个生化学家，为什么对中国科技史和中国这么感兴趣呢？
据说，是因为爱情。1937年，一位年轻貌美的中国女生——鲁桂珍——来到了李约瑟的实验室。他们不仅发生了师生恋、异国恋和婚外恋倒装壶，鲁桂珍这位药剂师的女儿还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了很大的心灵震动。自此，李约瑟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学习汉语，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的妻子原谅、容忍了这段感情，还把自己的名字 Dorothy 改译为中国化的 “大斐”（李大斐）。1987年，李大斐去世。1989年李约瑟与鲁桂珍结婚，他说：迟来总比不来要好。1991年，鲁桂珍去世。
这真是一段超过了半个世纪的、令人无比感动的三角恋。以至于我去年十月来悉尼后做的第一件正经事，就是给澳洲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信，要求前去拜访。这位教授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研究中国历史的顶级学者，还是李约瑟的学生和朋友。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能见到他，除了学术问题，也要问问李约瑟的八卦。
邮件发出不到24小时，教授就写来了长长的回信。他在信中抱歉地表示：他已经于几年前退休，并回到了英国，跟七个孙儿一起住在牛津附近的乡下。在与中国历史打了五十年交道后，如今他已不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转而研究十七世纪的植物学。其中要用到很多拉丁文，那正是他中学时代曾经努力钻研过的。
看完回信，我一方面很是失望，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失望当然是因为我无法在澳洲见到他了，这可是我盼望了很长时间的。当面请教跟发邮件感觉完全不一样；况且，还有八卦的事儿呢。但既然我这么想见他，直接去英国不就结了？这说来简单。可一想起英国，我就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跟日新月异的中国不同，英国是个一百年都不会变的地方。我回去了，校园里白天鹅、黄水仙依旧，但带我逛酒吧的金发碧眼的女同学们都不见了，那得多伤感。好在，我的老师还在，想必每次讨论时我坐的那个小沙发应该也还在，而沙发对面窗外的那棵大橡树更应该还在。
喜悦是因为得知老先生已经不搞中国历史了。我一个中国人，业余研究了几年中国历史后，都被熏得喘不过气来。一个英国人，居然研究了五十年，这简直就是活着的白求恩啊。现在，他终于可以远离陈腐的中国历史，在风景如画的英格兰南部乡村含饴弄孙，顺便重拾少年时的旧梦，我怎么能不为他感到高兴呢？又怎么能忍心去打扰他呢？
不过老先生还是蛮体谅我的，把他最后的一位博士生介绍给了我。后者约我在悉尼著名的邦代海滩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前一阵有个悉尼的朋友全家去夏威夷度假，发朋友圈说真心觉得不如邦代）。见面之前，我就确定他应该是犹太人，因为他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希伯来大学。果然，我见到了一位典型的犹太人，有着爱因斯坦式的大鼻子。不过，他一张嘴就是虽然不甚连贯却有儿化音的汉语：“我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儿。”他说：“我现在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之后，对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他的研究方向，我很理解，谁让他是个以色列的犹太人呢。但我的兴趣基本只在花花草草、自由自在。我对他说：“首先，我觉得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也许还没成超级大国，中国的环境就先崩溃了。”然后，我又说：“当然，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我很担心，不仅对于全世界，甚至对于中国人，这都不是一件好事。”
在中国，我这么说，八成要被人骂“汉奸”了。根据“汉奸”一词的原意，我觉得倒是沾点边。据百度百科介绍：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中有“汉奸”一词。“汉奸”一词源于清朝初年，其原意与如今使用方式相差甚大。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这个意义下的“汉奸”，指的是汉族奸细，其所损者乃满族统治利益，相对汉人来说是褒义词。据说，第一批“汉奸”被押送刑场的时候，高唱：人人都来当汉奸，还我大汉好河山。后来，一部分汉人留了辫子，当上了奴才，就骂其他汉人为“汉奸”了。如果是按“汉奸”现在的意思：通敌、卖国，那就惭愧了，我实在是不够资格。
但无论是不是“汉奸”，或者是哪种“汉奸”，我这么说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首先，为了简洁，我将环境定义为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广义概念。有谁敢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医疗要了中老年的命，房价要了青年人的命，教育要了青少年的命，污染要了所有人的命？这离超级大国还远着呢。真要是一条路走到黑，谁能保证环境不会先崩溃，并且殃及全世界？其实，现在就已经殃及世界了。比如，最近几年悉尼的房价飞涨，中国人就功不可没。看房的人群常常以中国人为主（其中也包括我），而且往往出手大方（这里没有我），令西人望房兴叹。再比如教育，澳洲也有类似于国内重点中学的精英中学，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但传统上澳洲的家长都比较顺其自然，喜欢学习的就考，不喜欢学习的就上普通学校。孩子更是乐得轻松，普通学校的也不羡慕精英学校的，甚至有点鄙视他们。这样，倒也形成了自然和谐的教育生态。但中国人就不行了，完全是国内重点中学、好大学、体面工作那一套，华人聚居区满是补习班的广告，结果就是澳洲的精英中学都快被华人占领了。有一次我开车出门，路过悉尼排名第三的精英中学，一班学生正走出来。从后面望过去，清一色的黑脑袋，只有领队老师是黄头发。长此以往，我真担心澳洲的教育会扛不住冲击，变成一个四不像。另外，奶粉也是一个例子。虽然这只是个小东西，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我们生产落后、制度落后和资源紧缺的现实。听见香港限购的时候，我觉得讽刺：辛辛苦苦给香港同胞做的爱国教育遗忘传说，这一下得打多少折扣呀？！后来听见英国限购，我偷着乐：小样儿，扛不住了吧？毕竟太小，你看澳洲就没事。等听说澳洲也限购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实在是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那完全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呀！限购事小，可自由贸易事大。一个小小的奶粉，居然就逼得半个西方世界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当年中国人禁烟的时候，他们可是发动鸦片战争来打我们，逼迫我们开放贸易的。我们现在是否也该考虑发动一场奶粉战争，一方面为祖国的花朵抢粮食，另一方面惩罚一下西方，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呢？
当然，我们不会这么做。不是因为没能力（虽然当前我们确实是没这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爱好和平。但如果我们突破了所有的环境制约，真的成了超级大国，有能力了，谁能保证我们会继续热爱和平呢？米国人不也说自己热爱和平，但在我们看来还不是想打谁就打谁？而他们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到民众的制约，而民众又比较宽容，利益多元化。反观中国，连自己人之间都没有多少宽容，如果仍然秉持现有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思想观念不变，并且成了米国第二、世界第一，即便没有奶粉问题，也会有无数别的事情引发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真要这样，当然不是世界人民之福，也未必就是中国人民之福。
但愿，这一切只是我杞人忧天。就像澳洲的奶粉，虽有限购之名，却无限购之实。前一阵我给一个朋友寄了六罐，这次回家又给另一个朋友带了12罐。如果还有谁想要，赶快往我账户里打钱。
广告播完了，接着说细菌战。
虽然如中国、北寒所指控的大规模细菌战不太可能，但米国人利用寒战进行细菌武器实验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想想看，他们连A蛋都敢仍，这种事应该自然更不在话下。真是这样的话，哪怕只是小规模的，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邪恶。
有多巨大呢？我想应该比枪炮巨大，虽然我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我确定没有A蛋巨大，因为即便按我们自己的统计，寒战中我方死于细菌武器的人也比起死于枪炮的人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更不能跟死于A蛋的人数相提并论了。
写到这，一方面我的内心非常的不安；另一方面武士高校，我意识到其实战争本身比任何武器都更残忍、更邪恶，更应该被谴责。
但为什么中国人并不觉得米国打日本残忍，绝大多数甚至还认为日本挨A蛋是罪有应得呢？我想，除了私仇之外，中国人一定还服膺一条公理：挑起侵略战争的人是最应该被谴责的。
那么，米国是否有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的计划呢？对我来说，最初的答案来自我们自己的宣传。
直到今天，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书籍还一直以嘲笑的口吻谈到以下的史实：1950年11月24日（中国参战整一个月，“蛋炒饭”事件前一天），山区教师米军兼联合国军司令马瑟将军表示他将发动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并保证“小伙子们可以回家过圣诞”。但在我军的突然打击之下，他的保证转瞬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狂言和笑话。
不知道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书籍在嘲笑敌人的同时，是否发觉这也有打自己嘴巴的嫌疑？因为，狂言也好，笑话也罢，不都表明米国当时并没有进攻中国的打算吗？
当然，打了败仗之后马瑟将军就改主意了，希望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要求取消对空袭行动限制，取消对台湾的党国的行动限制（看来第七舰队不仅是保卫党国），甚至还要求往中国扔A蛋。但这都是后话，而且都被他的领导给否决了。以至于在轰炸鸭绿江大桥时，据说都只能炸离中国远的那一半。
这听起来不像真的，不过十几年前我拿着一家米国公司的工资到丹东一家日本公司出差时，看到大桥剩下的那一半确实是在中国这边，我还上去拍照留念。
鸭绿江断桥（日本人建造）
桀骜不驯的马瑟将军哪受得了这种窝囊气，直接叫板领导。谁知他的领导也是条汉子（Truman），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把他这位一战老兵、二战上将、抗日英雄给解职了。当马瑟将军跟全世界的人一样从广播里听到这一消息时，觉得这是领导在羞辱自己，极为愤怒。可与他的对手——彭大将军——后来的遭遇相比茶树网，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更何况在回国后，马瑟将军还得到了米国人民长达数月的英雄般的欢迎——虽然打了败仗、犯了错误、丢了官职，可他毕竟还是英雄，曾经为国效力沙场。
1951年4月19日，马瑟将军在国会作证演讲，继续叫板领导，主张将战事延伸到中国本土；同时，还留下了那句令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国人）感动的名言：老兵永远不死，他只是悄然隐去。
确实，老兵永远不死，他只是悄然隐去。几年后，彭大将军也跟领导意见不合，开会时要求操领导二十天娘以报当年被领导操娘四十天之恩，火爆了一把。但最终还是悄然隐去，甚至连真名都隐去了，改叫“王川”（亡于四川？）。在永远隐去之前，据说失去自由并饱受癌痛折磨的他想弄出点声响，要求卫兵给他一枪，但终于没有得到满足。当时，不知他是否在想，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年死在井冈山。
当年，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彭大将军和“伟大领袖”约定，前者带一小部分人马在井冈山上驻守诱敌，后者带大队人马转移外线，然后里应外合。但“伟大领袖”黄鹤一去就不复返，彭大将军孤军被困井冈山，最后靠手脚并用才侥幸逃脱。此事详见彭大将军自述。
都是得罪了领导，两位老兵的命运却天差地别，这反映出中米两国虽然同在一个地球，但其实是两个世界。中国是啥样大家都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米国虽然也这样，但米国最大的官不是人，而是议会、宪法和上帝。所以，任何一个人，想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是很难的，想拥有绝对的权力更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想要非法剥夺一个普通人的合法权力也不容易，更不用说像马瑟将军这样的人了。虽然被解职，马瑟将军还是受到人民的拥戴，还可以在国会发表演说，并引起了政府内外的震撼，导致了长达7周的大辩论。此后，总统不得不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到国会作证，以否定马瑟将军的主张。布莱德雷说：“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反对将战事从韩国扩大到包括赤色中国。对赤色中国进行所谓有限度战争会增加我们所冒的风险，会将我们的力量耗费在一个并非战略要津的地区。赤色中国并非寻求主宰世界的那个强大国家（指俄国），坦白地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观点来看，这个策略（指将战事从南寒扩大到包括中国本土）会让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人口诅咒，与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with the wrong enemy.）”
注意：他用的是“would”，这是假设语气，代表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他谈的绝不是当时中国已经参加的寒战。
所以，这不仅说明，与我们的宣传相反，米国始终没有利用寒战入侵中国的计划；还说明，多年以来我们的宣传告诉我们的所谓米国人后悔参与寒战，说那是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不过是我们自欺欺人。
当然，不管米国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中国都有权根据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郭文韬哪怕是误判，也属正常。米国打萨达姆不也号称是误判。而且，我还认为中国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以或明或暗的各种方式把军队派遣到别国的土地上作战。比如，当年印尼残酷迫害华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出兵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樊志起，而不是仅仅呼吁华侨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还应该同时认为：在打败了日本，拯救了中国之后，米国人就无权再到别国的领土上打仗了呢？ 而如果这个国家恰好是中国的邻国，它就是要侵略我们了呢？
如果我们真这样认识问题话，米国人会不会反过来用我们批评他们的话批评我们，说我们双重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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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三件事：
1．寒战是谁挑起的？
2．米国是否有通过寒战进攻中国的计划？
3．米国是否在寒战中使用了细菌武器？
虽然对上述问题还没有最终的、确定的答案，但根据现有的各种信息，以及比较正常的认知方式，我不得不说，最有可能的答案都与我从小所受的“教育”相反。
不过我以为，答案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结果”；这也是《被遗忘的战争（下）》的主要内容。可惜，《（下）》当年就发不出来。这次，我准备改改，希望能发，但也不确定。所以，先简单说几句，以防……
就战争本身而言，非常令人无语，双方你来我往，鏖战三年，死伤百万，最后几乎又回到原点（有人说北方比战前损失了一点土地，不过后来又从中国找补回半个天池），这是为什么呢？
而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场战争的意义似乎就很明显了；注意，我说的是似乎红焖大虾。
而看完上述对比，再看华盛顿的寒战纪念园，也许就比较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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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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